城市规划案例

    在一般社区，政府专家制定城市规划，公民学会按照规划安排生活。专家们努力工作以使公民的反对最小化。虽然公众可以在听证会上攻击这些规划，但通常规划者只是寻求对自己要做的决策得到批准。如果反对之声越来越大，就会迫使对规划进行修改。但即便如此，专业规划者仍然处于主管者的位置；下一轮规划还是他们控制。
    在90年代初期，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这个有着13万人口的城市开始卓尔不群。
琼·肯尼迪（Joan Kennedy）还记得，当时传统的城市规划程序再也行不通了。她是该市的城市规划主任。她回忆说，她的机构刚刚起草好城市整体规划。

    我们刚刚经过一种常规的、传统的公民参与程序，即你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告诉大家来参加会议。然后，把正在考虑要做的事情告诉大家。因此，我们声明，该计划将是整个社区未来发展的愿景。
接下来就是对规划委员会的公众听证会。

    我刚刚讲完整个计划如何成为社区的愿景。但当我往四周看时，那是一张张愤怒的脸。我想，与其说这是大家的愿景，倒不如说更接近大家的梦魇。

    肯尼迪说对了。许多公民对在居民区中间建立一条公路以减轻该地区交通堵塞的建议感到非常愤怒。肯尼迪同意撤销该建议，并与公民一道重新选择方案。这样就开启了社区授权的大门（将官僚权力放到公民的手里）。起先，城市规划者同意一种备选建议必须获得社区的认可。后来，又同意与社区团体一道重新起草整个规划。“我们完全是从头至尾重做整个规划。”负责整个过程推进的市行政官助理迈克尔·蒙蒂思（Michael Monteith）说。

    规划者们非常吃惊；结果比他们以前做的更富创造性。当社区与你有同等的发言权时，就得真正地对规划事项进行认真思考，解决如何满足大家要求的问题。这就是需要创造性的时候。

    但过了不久，社区又抱怨说，市政控制仍然过多。规划者们定下规划的日程；发现问题，然后召集所有的权益相关者。社区也需要这种权力。“经历问题的人是社区，而不是市政职员。”肯尼迪说。

    以一个居民区为例，该区的一条公路日车流量达3000台。我们的交通工程师说，这没问题：这条路就是建来解决交通问题的。但对于社区来说，每日3000车辆的噪音实在太可怕了。

    因此，汉普顿市决定让社区发现问题，并确定自己欣赏的解决办法。这就引起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权利已经太过于转移到社区手里。“他们发现问题，然后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给我们寄过来，并说照此执行。”肯迪尼解释说。市政府成了“坏孩子”,它告诉社区，说其解决办法花费太高，或者因为这对该市的其他地方有消极影响，所以不能使用。

    于是，该市再次改变了程序。“现在，”肯迪尼说，“我们对社区说，‘同意你们所发现的问题，那么，让我们作为合伙者参与规划过程吧。’”